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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章 二虎争,大战终1 (第7/10页)
有四条明线为佐证。 其一是冀州主簿耿苞上书劝进。 其二是济阴太守袁叙(绍从弟)上书劝进。 其三是袁绍以为表字“本初”与东汉“初平”年号相合,心中窃喜。 原文来自于塔&读小说~& 其四是袁术兵败,欲归帝号于绍,绍许之。 除上述四条明线,另有两条暗线。 其一是沮授“平河北策”中的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 其二是荀彧“度绍终不能成大事”而出走。 个人倾向、以上诸案例,大抵是曹魏视角下的抹黑之语。 前文提过,袁绍在《三国志》中的篇幅(三千余字)比《后汉书》中少了一多半(万余字),其镇抚乌丸、扫荡黑山等功绩(这是政治错误,绝对不能写进三国志)被一笔抹杀。 反而是其人“刚愎自用、骄矜傲慢”等缺点被无限放大。 在“魏承汉祚、晋承魏祚”的统绪伦理中,是不允许“官修史”说袁绍好话的。因此,成书与南朝的《后汉书》对袁绍的评价、明显比受到掣肘的《三国志》更为允当。 退一步说,人的心境、志向亦是随立场、地位的变化而变化,所以很难想象袁绍在雄踞河朔、扫荡四州之后,依然能恪守臣礼,未曾有非分之想。 但无论如何,袁绍终其一生,虽然偶有“僭越之举”(天下皆如是),却未表现出“称帝之心”。 这里主要谈谈官修史(及引注)中、作为袁绍“恶迹”佐证的四条材料。 这四条材料无疑经过精心筛选、有“混淆是非”的作用。 其手法相似,均是半真半假。真者是“劝进者”确实存在,假者则是“袁绍面对劝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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