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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但是其他地方的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去闹，势单力薄，根本就得不到什么结果。或是单位比较领导比较狠的，也不会多管这些闹的人。

    就像柳安她们辅导员刘教授，他在北京也有那么一出不大不小的二层小洋楼，不过占了房子的那个单位，现在连个动静都没有，把房子还回来的日子遥遥无期。也幸好，学校都给老师们分了房子。

    像刘教授之类的知识分子，肯定是不会像那些小市民一样去闹事的。就算是闹，也就是写一个什么申请，或是什么信到单位去。住在那周围的的，基本都是和刘教授差不多类型的，所以也不能指望他们出什么力了。

    外面的小市民闹起来，撒泼打滚上吊都能干出来，虽然那些单位也知道那就是在威胁他们，胆小一些的也怕担人命，不敢冒那个险。

    十年动荡期间这些人是怎么也不敢闹的，等四人/帮倒台之后，很多人的心思才又开始活了起来，不过大家也都不敢太嚣张，把握着度呢。

    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，新的政策‘改革开放’一出，大家也才是真的放心了，胆大的那些人也算是彻底的放开了自己。

    本来向柳安这样做倒卖生意的没有多少，但是改革开放之后，做这些的人瞬间就多了起来。

    最直白的表现就是，最近柳安她们的生意不好做了。

    连谢听雨都在想柳安抱怨，火车上的人有很多跟她是一样的，带着一大批的货物。不过还好谢听雨在上海混的比较久，还不至于发生抢不到货源的事，只不过抢的人多了，